易学与现代科学会通之努力

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相会中,关于中国的研究被认为是西方对东方的“挑战”做出的反应。其实并非如此,追求进取精神正旺的西方学者很快发现了中国的落后和保守。
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了明显的现代实验科学的萌芽,唐代道士张果记载的三棱镜色散实验和赵友欣(1265?~1368)以千支蜡烛所做的大型光学成像实验为其例证。而且在明中叶还出现了以科学社会化为表现的科学近代化的倾向,作为医学社会化的一个表现1568年在顺天府成立了一体堂宅仁医会,作为数学的社会化珠算取代筹算适应了商业的繁荣,以科技知识与人文知识的分离作为科学社会化一个标志的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但是中国科学近代化的主流是产生在欧洲的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西方传教士是这一传播的第一媒介,由于他们的努力,造成西学东渐和东学西被的新形势。正是在这种情形下,易学与现代科学相遇。

  在中国,《易传・系辞上》第八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中的“会通”思想,是中国学学者接受外来文化的观念基础。朱熹在其《周易本义》中注释说:“会谓理之所聚而不可遗处,通谓理之可行而无所碍处。”在《朱子语类》中他又解释说:“会以物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言。……且如事理间,若不于会处理会,却只见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须是于会处都理会,其间却只有个通处。……会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便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在中西两方文化接触以后,这种“会通”就成为处理中西学关系的一种指导思想。两种文化接触和交融是文化发展的一种动力机制。“中西会通”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尽管在实践操作上有很大困难,而且还需依情势权衡偏重。但是,几乎从一开始,这种“会通”就在虚幻的“西学中源”说的影响下,以考据学的方法进行,走到一条歧路上去。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接触,在儒士阶层表现为三种不同的态度。一为完全拒绝,以冷守忠、魏文奎、杨光先(1597~1669)为代表;二为全盘接受,以徐光启(1562~1633)和李之藻(1566~1630)为代表;三为批判吸收,以王锡阐(1628~1682)和梅文鼎(1633~1721)为代表。在关于中西学的争论中还出现三种理论性观点。一曰“中西会通”,二曰“西学中源”,三曰“中体西用”。最早提出“中西会通”者为徐光启,清初有王锡阐、梅文鼎、薛凤祚(1620~1680)等人实践,但只限历算;鸦片战争后,随着第二次西学输入高潮的到来,由于徐寿(1818~1884)的重提而走上全面会通。“西学中源”说初为梅文鼎所倡,经康熙帝玄烨(1654~1722)支持而成为“钦定”之策,在乾嘉时期经学大师中颇为流行,到鸦片战争之后,泛滥于整个儒士阶层,乃至整个社会。“中体西用”说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李圭(1842―1903)、蒋同演、郑观应(1842―1921)、冯桂芬(1809~1874)等关于道器、体用的论说为之前导,中日甲午战争后,沈毓芬明确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张之洞(1837~1909)在其《劝学篇》中系统阐发,遂成为政府的一种政策。

  中西会通之努力是从历算方面开始的。徐光启一方面与利玛窦(Matteo Ricco,1552~1610)合译《几何原本》(1607年),把西方数学介绍给国人;另一方面他发挥易学“革故鼎新”的思想,主张“治历明时取象于革”(《崇祯历书・恒星历指》),引西法入《大统》,主持编成《崇祯历书》(1635年)。接着他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方以智(1611~1671)。他出身三代易学世家,二十岁就立下以《易》终生之志,实践两个方面的会通。一方面,他会通中国传统文化的诸领域;另一方面,他企图调和中西,以易学改造西学。方以智的“质测”兼“通几”的方法论见识所反映的正是这种“会通”意识。一方面,他的“格物之则”包括“天之则”和“心之则”,“求多理于外物”(质测)与“求一理于内心”(通几),要求“会通”感官的“小体”与心智的“大体”;另一方面,他的“质测”和“通几”又是“会通”中西科学的,“质测”合儒学的“格致”与西学的“观察实验”于一语,而“通几”又兼《易传・系辞》的“研几”和西学“几何”(geometry)之义。为兼采西学他曾走访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1582~1640),厚交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令子中通与波兰传教士穆尼各(Jean Nicolas Smogolenski,1611~1656)游学京师。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的《西学凡》和《职外方纪》、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的《西儒耳目资》以及当时出版的《天学出函》、《星土分野》、《主制群征》等西学书被其征引。受利玛窦所传《万国图法》影响曾经想参考泰西地球画度绘制《禹书经天合地图》,虽然未成亦足见其“会通”之心意。他批评西学的“上帝造物”神学观,以中国古典中“地恒动不止,如人在舟坐,舟行而人不觉”批评地心说,他还指责西学重质测而忽视通几。在他的思想中充满渴望新生而又眷念旧物的矛盾。在会通中西中,他过多的努力于易学的发微。方以智的代表作为《通雅》(1666)和《物理小识》(1665),都属包括了天文、地理、算学、动植、矿物、医学、声音文字、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志艺”之学,浸透了易学精神,体现了他的中西会通思想。候外卢誉其为百科全书式的大哲学家(9)。但是,他的会通并不成功。近代人任道斌对其学术倾向之功过评论说:“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方以智对西学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科技作了调查整理。方以智试图改正西学的不足,然而,三代学《易》家庭的影响,虽给他带来了自然的朴素辩证法,但这不能完全解释宇宙,以致使他陷入了形而上学。由于先天的不足,他不可能像牛顿那样,从科学实践中去寻求三大定律式的科学观,只能从《周易》、《河图》、《洛书》中检出神秘主义作为改进西学的武器,所以他的尝试归于失败。从方以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文化的传入,不仅会因为政治因素而受到夭折,而且也会因为学者本身的不成熟,和传统文化习惯势力的根深蒂固而遭到夭折。从方以智身上,我们看到晚明文化繁荣进步的短暂。”(任道斌:《方以智简论》,载《清史论丛》)

  在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的相会中,关于中国的研究被认为是西方对东方的“挑战”做出的反应。其实并非如此,追求进取精神正旺的西方学者很快发现了中国的落后和保守。当时正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德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发现邵雍的先天易图与二进制数表的一致性。英国E.J.爱顿的论文《莱布尼茨、中国与二进制》是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迄今为止的最好的科学史论文。该文的中译本也曾在《科学史译丛》上发表。但仍有许多种书刊诈传莱布尼茨根据易经发现了数学二进制。为此,我在《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年)中曾重提爱顿的结论,莱布尼茨在见到易图的20多年前就写下有关二进制数学的论文。安阳的顾明在其《周易象数图说》(1990年)中反驳说:“有人讲,莱布尼茨是从二进制得到启发,才发明了二进制算术。有人则反对这种说法,并旁征博引,证明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算术时,并没有看到《周易》。我认为争论这类问题没有多大价值。无论如何《周易》不是看了莱布尼茨的论文才写成的。”这种对历史事实的反感,反映了当今易学热中的一种心病。

  莱布尼茨于1679年3月15日完成“论二进制”论文的初稿,1703年4月1日才看到法国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寄给他的易图。而且莱布尼茨也不是二进制的最早发明人。在其前英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1560~1612)已在未发表的手稿中使用过二进制,厚万・卡拉麦尔・伊・洛布克威兹于1670年出版的书《两方面的知识》中不仅有二进制而且还有十二进制。从莱布尼茨回复白晋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借助易经符号发展普遍语言问题和神学问题。因为在他的二进制论文之前三年,莱布尼茨在探索“普遍符号”理论时就引用了中国的资料。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写了《莱布尼茨的遗愿:普遍语言》(《国际易学研究》第2辑,1996年)。莱布尼茨之所以接受易图有一个重要文化因素。白晋在给他的信中说,伏羲与希腊神话中的赫耳墨斯・特里吉斯可能是同一个人,因此,中国语言是《圣经》所说洪荒辟世前的学者们所共同使用的语言,最终追到埃及的象形文字,中国与埃及文化同源。这一点是很合主张东西方普适宗教统一的莱布尼茨口味的。易图与其二进制数表的一致性,对于有兴趣于其神学意义的鲁道夫・奥古斯特大公和对于期待它的实际应用的巴黎科学院来说,也就成为接受它的充分的理由。

  由于西学东渐的刺激,乾嘉学派两位可谓身兼“科学家”的易学大家,江永(1681~1726)和焦循(1763~1820)热中于易学与科学的会通。所谓乾嘉学派即清代考据学,亦称“朴学”。其渊源可推及明杨慎(1488~1559)、陈第(1541~1617)和清初顾炎武(1613~1682)等人考据训古的治学方法。在乾嘉时期考据学进入全盛时期,并成为学界主流,人称乾嘉学派。从科学史角度看,它有两大功绩。一是辑佚、考释了一批古代科技典籍,为传统格致学的发展奠定了资料基础;二是,它的实事求是、追寻证据的精神,为接受近代科学架起了方法论的桥梁。乾嘉朴学大致分为三派:吴派、皖派和扬派。吴派力求模仿和继承汉代经师,不重论是非,偏于唯汉而是;皖派对汉代经学即信又疑,不限于摭拾经义,而是功精比堪,阐发是理;扬派开墨学之先河,反对守株,追求开拓,注重实测。乾嘉学派中的易学大师亦是潮流中人,面对西学之挑战亦须做出应战的反应,易学究竟有何程度的自我调节能力也受到检验。在“朴学”的“艺以明道”的桎梏下,江永对西学的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态度受挫,焦循面对中西学争论而潜言。由于在比较中西科学方面不能实事求是,会通也就难于有什么重大的成就。

  江永(1681~1726)开清代朴学皖派之先河,弟子众多,戴震为其中最著名者。江永专治《十三经注释》,尤精《三礼》,于古今制度、天文地理、钟律推平无不深究索隐,著作甚丰,《四库全书》收其书目十五种。易学著作有《河洛精蕴》,同科学有关的著作有《翼梅》、《律吕新论》、《春秋地理考实》。他学长比堪,博通古今,研习西洋历算,治《易》亦根于西法。江永私淑梅文鼎,但在行星运动理论方面多取西说。他读《历算丛书》加以衍绎,著《翼梅》八卷(1740),对梅文鼎以中学附会西学之处,实事求是予以纠正。梅文鼎之孙梅毂成(1681~1763),作为梅氏历算学的合法继承人和御前历算家,觉得江永“主张西学太过”而赠联暗示:“殚精已入欧罗室,用夏还须亚圣言。”(江永:《翼梅又序》)当他读过江永的《翼梅》后,认为该书是“入室操戈,复授敌人以柄而助之”,讥其“谄而附之”(梅毂成:《五星管见附记》)。遂以“用力虽勤,揆之则古称先,开圣拒邪之旨则大戾矣”为由,拒绝为其作序(梅毂成:《梅氏历算全书》历学疑问跋)。多年以后,钱大昕(1728~1804)还以这段故事告诫江永弟子戴震(1724~1777)不要因“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暗示戴震江永曾受西学“愚弄”。

  焦循(1763~1820)出身易学世家,中年中举,会试京都不弟后,归卧北湖,筑雕菰楼教馆,授徒为业。深居简出,潜心研读著述,成为清代朴学的扬派代表。他学识广博,邃于经义,尤清于天文历算。易学著作集成《雕菰楼易学三书》四十卷(其中《易通释》二十卷、《易图略》八卷、易章句》十二卷),数学著作集为《里堂学算记》(包括《加减乘除法》八卷、《天元一释》二卷、《释弧》三卷、《释论》二卷、《释椭》一卷、《开方通释》一卷),还有医药和地理及博物类著作数种。焦循博采中西,会通百家,潜心研究中西数学,反省并阐发古义。在《加减乘除释》中,他以字符代替数字以及对四则运算的基本定理所进行的讨论,可视为当时抽象数学方法的代表。他主张“名主其形,理主其数”的名数观和“名起于立法之后,理起于立法之先”的法理观(《加减乘除释・序》),并将这种哲理用于指导经学研究,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归为“理之一”或“数之约”(《加减乘除释》卷二)。当他把数学的研究方和知识用于易学研究时,他发现六十四卦结构与五乘方分解相同而实质上给出了它的代数解。他企图通过把卦爻辞也看成类似卦画的另一种符号系统而构造一个严格地成数学比例关系的易学体系的努力虽未完全成功,其所开辟的研究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也是最科学的。焦循为人尚交,与李锐(1769~1817)、汪莱(1768~1813)磋学甚密,被时人称“谈天三友”。李锐师吴派钱大昕,训服于派规;汪莱学慕皖派,自认算学家角色;焦循身为杨派代表,则矢志于“贯通”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