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熙国、肖雁:走出《周易》研究的误区※——划清《周易》研究与宗教迷信活动的界限

《周易》研究必须走出占筮迷信的误区。《周易》产生于古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是古人生活和实践经验的记录和总结,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第一个思想模式。《周易》特别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特别注重人的道德修养,特别注重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它所倡导的是一种与神道相对立的人道观念和人文精神。我们今天所见的以《周易》名义出现的许多迷信的内容,实是后人附会的结果。因此,在当前的《周易》研究中应坚决克服本末倒置的现象,坚决反对一些人直接或间接地热衷于作为《周易》的形式和外衣的占筮或所谓预测功能,注意把《周易》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带有的占筮形式和后人的占筮迷信同《周易》本身所具有的理性和科学的内容区别开来,注意研究《周易》所包含的古老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信息,注意研究《周易》中所蕴含着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思想,注意研究《周易》同整个中国文化之间的源流正变关系,注意研究《周易》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以服务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对《周易》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所谓“周易热”。与此同时,筮法、相术、风水术等,也都披上了《周易》研究的外衣,一一粉墨登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真正系统严肃地研究《周易》的哲学、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学术论著,并不多见。我们认为,筮法、相术一类的带有严重封建迷信色彩的书籍的不断出现,与其说是周易热,还不如说是“迷信热”。众所周知,国家对健康的《周易》学术研究,从来都是支持的,但是,一些借周易研究之名而行封建迷信之实的活动的不断出现,严重影响和干扰了正常的周易研究。因此,我们应当切实注意划清周易研究与宗教迷信活动的界限,走出周易研究的误区。为此,需要弄清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周易》一书的科学定位
  说起《周易》,似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人们未必真正清楚明白。许多人往往把《周易》同占筮迷信联系在一起,认为国家支持《周易》研究,也就等于默认了占筮迷信。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误会。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周易》的产生过程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周易》在本质上决非卜筮迷信之书,它产生于古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需要,是古人为了求得一种生活上的指导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一种整体直观的认识,是古人生活和实践经验的记录和总结。
  我们说《周易》是古人实践经验的总结,首先是就《易经》的卦爻辞来说的,例如,古人在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实践中看到某一现象发生后,继之而来的是另一现象,日久天长就会把这两种现象之问的偶然的前后相继联系视为必然的因果联系,并加以记录,这便成了当时的“科学”和“真理”。譬如说,那时候的人经常会遇到狩猎时一无所获的情况,这时可能会有人给送来美味(我国东北大兴安岭一带的鄂温克民族就曾有过这种习俗),因此,他们就会得出结论:“不恒其得,或承之羞”,意谓行猎不可能常有所得,幸好有人给送来了好吃的东西。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仅仅依靠这种馈赠时常是靠不住的,因而,处于这种境遇的人是困难的,故又曰:“贞吝。”把这两条结论放到一起,并加以记录,就有了《恒》卦的九三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再如《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猎人追鹿到了山脚下,山高林密,若冒然前进就可能会遇到困难和麻烦,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企望得到鹿,还不如舍弃它。显然,这是《易经》作者对于狩猎经验的总结。《蒙·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不要娶这个女子为妻,她见到了有钱的男人就失身,这婚姻没有什么好处。显然,这是古人对婚嫁经验的总结。此外,《师》、《晋》、《离》、《革》、《同人》等是军事经验的总结,《大有》、《小畜》、《大畜》是农业经验的总结,《谦》、《节》是生活和交往经验的总结,《咸》、《观》则是治国御民经验的总结。
  不仅《易经》卦爻辞是古人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总结,而且,阴阳符号和卦象、爻象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无论是构成《易经》的基本要素阴(- -)和阳(-)两种符号,还是由阴阳两种符号两两重叠而生成的四象,还是由阴阳符号每三个重叠而生成的八经卦,以及由此进一步形成的64别卦,都是对客观存在着的物象的概括和反映。正如《易传·系辞》所言,《易经》是古人“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以类万物之情”等,皆是其证。
  由此可见,《周易》最初产生于古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并不具有或很少具有神秘的意义和属性。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以《周易》名义出现的一些迷信的内容,实是后人附会的结果。当然我们也无须讳言,《周易》具有占筮的形式,正是这一点使得后世出现的许多迷信的内容(如纳甲筮法、相术等)附加其上成为可能。但是,无论如何,后世出现的许多迷信活动的内容,如西汉开始出现的纳甲筮法,魏晋时期开始形成的风水术,唐代开始出现的八字算命术等,既非《周易》本身所固有的内容或题中应有之义,也不是《周易》研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把后人的占筮迷信同《周易》本身区别开来,把《周易》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带有的占筮形式同它本身的科学内容区分开来。然而,在当前的《周易》研究中,一些人只是热衷于作为《周易》的形式和外衣的占筮或所谓预测功能,却忽视和冷落了它的本质和主流——理性和科学。这是《周易》研究必须走出的误区。
  二、《周易》一书的基本精神
  我们认为,《周易》所倡导的是一种与神道相对立的人道观念和人文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周易》作者特别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我们认为,《周易》既强调客观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时也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著名易学家高亨先生说,《周易》认为“人事可以转移天意”,正是缘此而发。拿《需》卦来说,初九爻云:“需于郊,利用恒,无咎。”意思是说,行人在郊外驻足,遇到了雨,环境很糟,但假若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持之以恒地坚持奋斗下去,就不会有什么灾难。再如《乾·九三》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谓君子若能终日勤奋不懈,戒惧修省,则虽处危境,亦吉而无咎。又如《履·九四》云:“履虎尾,想想终吉。”以“履虎尾”喻人处境之险恶,但《周易》作者认为,当人处此险境之时,只要能够做到审慎修省,以谦为本,就不但无咎,反而致吉,故《易传·象辞》在解释此爻义时说:“愬愬终吉,志行也。”也是把“履虎尾”而又“终吉”的原因归结为人的主观能动性。
  第二,《易经》作者特别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忠信守正是《易经》的基本精神之一,以“守正”来论,《易经》特别强调“当位”,特别注重“中位”。64卦的二爻、五爻多誉辞(二爻、五爻为中位),多吉利亨通,就是明证。按照《易传·系辞》的说法,二爻与四爻虽同为阴位,然“二处中和,故多誉也”,四爻“位逼于君,故多惧也”(韩康伯:《周易注》);三爻与五爻虽同为阳位,“然其位则有贵贱之异。贱者刚居,刚为太过而多凶。贵者刚居,刚为适宜而多功”(李光地:《周易折中》)。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周易》作者对“中正”之德的看重。
  《中孚》卦的核心思想是告诫人们要有中正信诚之德。我们从卦名:中者,忠也;孚者,信也,就可窥见该卦内容之一斑。其卦辞云:“中孚,豚鱼吉。”意谓人只要有忠信之德,哪怕运用“豚鱼”这样的薄礼去祭祀上天,亦会吉利亨通。《需》卦亦云:“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意谓人若具备忠信之德,自会光大亨通。以守正而获吉,这样的人利于涉越大川,行险难之事。《萃·六二》、《升·九二》皆云:“孚,乃利用禴”,就是告诫人只要具备信诚之德,就可以薄礼祭天,而且还能保证“引吉”、“无咎”。尤有可言者,《既济·九五》云:“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意谓商部落杀牛祭天,还不如周部落以薄礼祭天,更有实效,原因就在于“祭礼之盛,莫盛修德”。
  对“谦”德的极度关注,也体现出了《易经》作者对人的道德修养的看重。《易经》64卦中不仅仅三爻多凶险、四爻多危惧,而且,初爻因处卑下始生之地,上爻因居亢盛强极之位,故亦常常难以令人乐观。因此,在《易经》64卦中,要想找到一个其卦辞、爻辞皆吉的卦,似乎很难。然而,在《易经》中只有一卦例外,这便是《谦》卦。这一十分例外的看似是与《易经》的精神主旨极不协调的情况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回答只能是《易经》作者特别看重人的谦厚之德。谦德何以如此被《易经》作者所看重呢?对此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说:“谦为诸行之善,是善之最极”,其义为“屈己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
  此外,《易经》作者还专立《节》卦,要求人们加强“节”的道德修养,认为能够达到以节俭为快乐的修养境界的人,就会在生活中获得成功,并因此而蒙赏,所谓“甘节,吉,往有尚”。但若达不到“甘节”的境界,能够做到安于节俭也会吉利亨通,所谓“安节,亨。”但是,那些不知加强“节”的道德修养的人,就会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落得穷困潦倒、唉声叹气的悲惨结局,即所谓“不节若,则嗟若”。至于那种从根本上厌弃“节”的道德修养、甚至以节为苦(“苦节”)的人,其结果就更糟了,他们不仅做事难成,而且,还有可能招致祸患,即所谓“苦节,不可贞、”“苦节,贞凶”。可见,《易经》作者特别关注人的道德修养。
  第三,《易经》作者注重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易经》中所凸现出的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关注主要体现在“治外”和“求内”两个方面。
  就“治外”而言,《易经》中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主要体现在《易经》作者倡导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要求人们积极地投身于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并在这种改造活动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一思想典型地体现在《观》、《临》两卦中,《临》讲的是君子治国御民之术。卦中要求君子应当以感化之心临民(“咸临”),积极进取、多干实事,不能仅凭甜言蜜语去哄骗百姓(“甘临”),应当体察民情(“至临”),宽厚待民(“敦临”),积极去做君子应当做的事情(“大君之宜),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观》卦则要求统治者在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中,应注意观察审视自己的庶民百姓,以决定各项方针、政策的进与退(“观我生,进退。”),应注意观察审视自己的庶民百姓,以确保自己的外交政策不致出现失误(“观其生,君子无咎。”)。再如《恒·六五》云:“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意谓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对于妇女来说也许是好事,但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男子来说则凶。又如《乾》卦主张,一个人在屈居人下、处于卑位、各种条件尚不成熟时,就应隐而不出,韬光待时(“潜龙勿用”)。而在创业之初则应有进有退、执两用中、通权达变(“或跃在渊,无咎”)。等到各种条件完全成熟时,则可大展宏图,积极投身于改造物质自然界的社会实践中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
  就“求内”而言,《易经》中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主要体现在《易经》作者对主体意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这种关注中凸现出了一种“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儒家精神。如果说自强不息和奋发有为的“治外”活动是《易经》作者在“天下有道”的情况下自我价值的一种积极的实现方式,那么,隐遁避世则是《易经》作者在“天下无道”或条件不宜的情况下自我价值的一种消极的实现方式。《坤·六四》云:“括囊,无咎无誉”,按照高亨先生的说法,就是“束结囊口,则内无所出,外无所入”,以此喻“人之于事,不闻不问,则无咎无誉”。《蛊·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对隐遁也是一种赞赏和肯定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易经》作者还专立《遯》卦,说明在天地相闭、君臣乖背、大道不行的情况下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程颐在解释这一卦时说:“二阴生于下,阴长将盛,阳消而退,小人渐盛,君子退而避之,故为遁也。”又说:“遯,退也,去之之谓也。”程氏的这一解释可以说是深得《遯》卦之要旨,它阐明了遁世修身是君子在大道不行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一种自我价值的消极实现方式。如该卦九五爻云:“嘉遯,贞吉”,意谓赞美隐遁,行事即吉;上九爻云:“飞遯,无不利”,则是说远走高飞、深居简出,就无所不利。相反,人家想“隐遁”,你却去阻拦,这就危险了,该卦六三爻云:“系遯,有疾厉”,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可见,《易经》作者由于注重主体精神的内求和人的自我价值,因而,表现出了遁世离俗的思想倾向。
  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周易》所倡导的是一种人道观念和人文精神,并不排斥它所具有的神学的形式和内容,但是这种神学的形式和内容最终是由古人的思维水平、认识水平和科学发展水平决定的,它同今人所理解的迷信压根就不是一回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创制八卦的伏羲,与其说他是一个神学家,勿宁说他是一个科学家。
  三、《周易》研究的内容和重点
  《周易》一书的基本性质和它所倡导的根本精神决定了《周易》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侧重点。
  首先,由于《周易》是古人生活与实践经验的记录和总结,因此,我们研究《周易》就是要通过《周易》这部书发现古人所进行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信息。例如,《大有》、《大畜》、《小畜》、《无妄》等,都讲到了农业的一些状况,表明在《周易》产生的时代,农业已经存在,只是较之畜牧狩猎还不甚发达;《大壮》、《晋》、《噬嗑》、《师》、《井》、《解》等,则讲到了狩猎和畜牧,表明畜牧和狩猎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坤》、《需》、《睽》、《丰》等,讲到了商业,表明当时的商业已有一定的发展;《屯》、《贲》、《归妹》、《睽》等,讲到婚姻问题,表明当时的婚姻形式已经表现出了“向个体婚制过渡的迹象,至少是以对偶婚的形式表现出这种迹象。”(恩格斯语)
  其次,由于《周易》倡导一种与神道相对立的人文主义精神,这就要求我们的《周易》研究应着重探讨蕴含其中的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思想。就哲学来讲,《易经》中含有丰富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周易》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天、地、山、泽、水、火、风、雷八种物质构成的,这八种物质又是对立统一的,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质。如天、山、水、雷属阳,地、泽、火、风属阴,阴阳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了物质世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
  最后,由于《周易》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源头,因此,我们研究《周易》应着重探讨《周易》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周易》与诸子之学的关系。由于《易经》产生于人类认识的早期,其思维方式从整体上看还是一种原始思维,其认知世界的方式则是“类化的意象”,即以“象”喻“意”,借“象”言理,通过立某一类事物的物象(如畜牧、狩猎、农耕、商旅、战争、婚姻等)来认识世界,由此便决定了《易经》是从整体上对世界作出的笼统、直观的把握,其优点是具有全面性和辩证性,缺点是一旦涉及事物的细节和本质,则立即显得模糊和不确定。而后来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派别,包括诸子之学,则大多是从某一具体的方面对世界进行了相对深入细致的探讨和阐释,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周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因此,我们的《周易》研究应当注重厘清《周易》同整个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探讨《周易》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勿庸讳言,占卜、相术、命理、风水术等迷信的内容,无疑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根本旨趣上却与《周易》所固有的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理性和科学的文化底蕴相抵牾,因此,科学的《周易》研究,只有走出占卜迷信的误区,撩开一些人有意或无意地蒙在《周易》上面的神秘面纱,才能正确地提示《周易》一书的基本性质,还《周易》以文化巨著的本来面目,服务于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
  
作者:孙熙国(1967-),山东大学马列部教授。肖雁,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本文系作者所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青年基金课题《周易古经与诸子之学》的系列成果之一。
(文章转自东岳论丛(济南)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