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耀:唐代道教外丹

来自社会的批判,对整个社会的神智无疑是一种荡涤,它使这股颓风即使卷土重来,至少也得改换新的形式。而来自道教内部的批判,虽然抑制了道教修炼方术在“外求”金丹大药方向上的努力,却促使它更加转向人体内部“精、气、神”的“内炼”上。其追求神仙不死的基本信仰仍未破坏。但无论如何,道教外丹术最辉煌的历史已经结束。唐以后,外丹术虽然仍有一定影响,但已远远不及内丹的地位了。
       唐一代是道教外丹术最为兴盛的历史时期。著名炼丹术士之众,保存下来的外丹经诀之多,炼丹术具体内容之丰,产生的社会影响之大,历代无出其右者。唐代堪称为道教外丹术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得以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代封建统治者尊崇道教,很多帝王迷信道教的服饵仙术,支持道士们的炼丹活动,极大地推动了道教外丹术的发展。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道教外丹术的历史发展本身。早在唐代开国之初,道教外丹术即已十分兴盛。自魏晋南北朝以降,神仙方术完全沉溷于道教,笃信金丹服食、长生成仙的丹道术士们安炉置鼎、炼丹合药,不断进行探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随着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成熟化,外丹术也在向义理化方向发展。湮没不显达数百年之久的古代炼丹术理论典籍被重新“发现”,并且受到高度重视,很快成为外丹理论繁荣的“生长点”。理论的繁荣以历代积存的外丹实践经验为基础,反过来又予实践以巨大的推动力。外丹术在唐代达到鼎盛,是其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而理论热情高涨,理论建构上多有发展与丹道流派林立,既严重对立又交互吸收可以说是唐代道教外丹的两大特色。这一时期炼丹术实践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很多成果在古代化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炼丹术对当时社会产生了空前的广泛影响,也因此,无数严酷事实不断给人们以警示,终致外丹术在唐末以后走向衰落。
  一、魏晋以后道教外丹术的发展
  自葛洪阐扬仙道学说力倡金丹服食之后,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至7世纪前后的二百余年间,道教炼丹一直代有传人,未曾间断。
  这一时期,以葛洪为代表的炼丹术思想传统基本上占据着主导地位。葛洪既是炼丹术家,又是卓有成就的大医学家。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也是一位对本草学颇有造诣的医药学家。炼丹家研究本草医药,目的在于服食成仙。葛洪认为,修道者须兼修医术,一是可以救己之近祸,二是“以救人危,使免祸,护人疾病,令人不枉死”①。陶弘景则说自己“览本草药性”并“撰而论之”是由于“仙经道术所需”②。他们之兼修医术,正在于其“假外物以自坚固”的金丹服食思想源出于古代医学。兼修医术使其对待道教炼丹的态度具有了几分古代医药学家注重经验和实效的冷静风格。
  这种冷静风格的具备使炼丹术士逐渐能够认识到被视为炼丹术黄白之秘的各种药金、药银,“并皆为假”。特别重要的是,还使他们对炼丹术提倡服食的五金八石的毒性,保持了正常的判断能力。这时期的一位炼丹家狐刚子即说:“五金尽有毒,若不炼令毒尽、作粉,假令变化得成神丹大药,其毒若未去,久事服饵,小违禁戒,即反杀人。”③他们认为,如果伏炼得当,即可除去药物之毒。“是故具诀图录炼煞并作粉法,以示将来。”流传两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这些图录法诀有“狐子万金诀”、“五金粉图诀”、“伏玄珠诀”等等④。在《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一九中保存有若干“上圣杀丹毒法”的具体内容,如“杀丹阳铜毒法”、“杀鍮石毒法”、“杀铁铧精毒法”等。
  然而,正是这种注重实验验证的医药家风格给服饵金丹以求神仙不死的信仰带来了危机。水银、铅以及雄黄一类砷的化合物、金银一类贵重金属,无论怎样都是不可能使人体不朽成仙的。它们或具有强烈的毒性,或沉坠穿破胃肠,只会使人短命促人速死。各种去毒之法无论怎样复杂,也根本达不到去毒目的。因此,北魏道武帝置仙人博士官,而令死囚试服炼成的仙药,道士孙道胤炼药成而自己不服。甚至连陶弘景这样的著名道教人物,也对服食金丹能白日飞升成仙的炼丹术信仰怀疑起来:“世中岂复有白日升天人?”“于是乃不试”⑤。
  但这种危机并不能使流传千余年之久的神仙方术信仰立即破灭。炼丹术士们在实践中碰了壁,开始转向理论性思考,寻找炼丹术的义理基础。
  在这场义理化运动中,首开先河的是青霞子苏元朗。据《罗浮山志》记载:“苏元朗尝学道于句曲”,“隋开皇中来居罗浮”,“居青霞谷修炼大丹,自号青霞子,作《太清石壁记》及所授茅君歌。又发明太易丹道,为《宝藏论》。”⑥《授茅君歌》与《宝藏论》,在唐代丹经丹诀中常被引述,后世医学著作《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引用后者尤多,但内容皆属外丹黄白药物方面的具体内容。青霞子之“发明太易丹道”,可能集中反映于其著作《龙虎金液还丹通玄论》之中。是书早已散佚,内容无从详考。但根据唐宋丹经所引述的青霞子著述资料,他之“发明太易丹道”,主要是指其采用易学阴阳及五行之说解释金丹黄白之术,使尘封达数百年之久的《周易参同契》一类著作得以“重新发现”。《道藏》珠帙《诸真论还丹诀》二引青霞子《赞魏伯阳<参同契>》,称许道教还丹之“真谛”尽在三卷《参同契》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周易参同契》学说并不流行。青霞子大力推崇这部丹经的丹道学说,是面临困境的道教炼丹术在新方向上的探索。唐代道教炼丹术热衷于形而上的思辨,各种丹道学说纷然竞陈,其实践和理论达到的新的兴盛繁荣,可以说都是从这里导引而出的。
  二、唐代丹道理论的繁荣
  自有青霞子的倡导,《周易参同契》的学说逐渐在唐代炼丹术中盛行起来。不少人潜心研究这本书,为它作注。现在保存下来的唐代注本,如托名“长生阴真人注”(《正统道藏》映帙)和题为“无名氏注”(《正统道藏》容帙)的两种《周易参同契》注本,都是从外丹角度注解的。唐代很多炼丹术著作如《通幽诀》、《张真人金石灵砂论》等,都征引《周易参同契》。专门发挥《周易参同契》丹道学说的著作也纷纷问世。
  唐玄宗一朝,绵州昌明令刘知古著《日月玄枢论》①一卷,上献皇帝。其中说:“道之所秘者,莫若还丹;还丹可验者,莫若龙虎;龙虎之所自出者,莫若《参同契》焉。”《张真人金石灵砂论》“释还丹篇”引有当时流传歌谣一首:“紫云顶上生,白虎含真气。自外闲文书,不及《参同契》。”李白写的《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一诗②,基本上是《周易参同契》丹道理论的缩写。白居易有《寻郭道士不遇》诗一首,云:“药炉有火丹应伏,云碓无人水自春。欲问《参同契》中事,更期何日得从容。”③可见,《参同契》在唐代前中期被公认为炼丹术的经典著作,甚至几乎成了道教金丹术的代名词。
  唐代奉《周易参同契》为圭臬,用阴阳五行学说指导烧炼金丹,风行一时,取得了很多理论成果。在整个外丹学说史上,唐代有几种学说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自然还丹之说。
  自然还丹即“天生还丹”,按炼丹术士的说法,它是上界仙人才能食用的:“有上仙自然之还丹,生太阳背阴向阳之山。丹砂皆生南方,不生北方之地。自然还丹是流汞抱金公而孕也。有丹砂处皆有铅及银。四千三百二十年丹成。” 无论的义理学说多么完善、精致,终究经不住严酷事实的批判。《悬解录》虽属道派著作,也不得不承认:“金丹并诸石药各有本性,怀大毒在其中。道士服之,从羲轩已来,万不存一,未有不死者。”①一些道士认识到水银有毒,甚至连朱砂的药用功能也怀疑起来:“人见《本草》‘丹砂无毒’,谓不伤人。不知水银出于丹砂,而有大毒。故《本草》云,水银是丹砂之魂,因丹而出。末既有毒,本岂无毒?”②并说外丹黄白术“欲求长生,反致速死”。这是来自道教内部的批判。这种批判历史上虽然早有人提出过,但这次是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提出来的。在这一阶段,道教炼丹术重新构造了它的义理学说。形而上的思辨,愈是空灵、精妙,设下的陷阱自然愈有诱惑力。精致的义理基础,支撑了金丹术在这个时代的全面兴盛,因而也使再一次的批判付出了更为惨痛的代价。然而这一时刻一旦到来,金丹术即使不会完全坍塌,也必然是日渐衰落了。
  应该看到的是,韩愈等人所代表的来自社会的批判,与来自道教内部的批判,目标所指虽然同一,但效果并不相同。来自社会的批判,对整个社会的神智无疑是一种荡涤,它使这股颓风即使卷土重来,至少也得改换新的形式。而来自道教内部的批判,虽然抑制了道教修炼方术在“外求”金丹大药方向上的努力,却促使它更加转向人体内部“精、气、神”的“内炼”上。其追求神仙不死的基本信仰仍未破坏。但无论如何,道教外丹术最辉煌的历史已经结束。唐以后,外丹术虽然仍有一定影响,但已远远不及内丹的地位了。